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先讲一个故事。

1978年，在决定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夕，邓小平先生去了一趟日本，他参观了日产汽车工厂。

当时，中国只有两辆轿车，一辆是红旗车，专给国家领导人造的。另一辆是上海牌轿车，是给机关单位生产公务车。

当邓小平先生乘车穿行于日产汽车公司的现代化装配工厂时，他感叹中国的汽车还是手工敲打，更看到中国还缺乏高级车用钢板。

邓小平参观日产汽车工厂情景

于是，邓小平与新日铁公司达成协议，要求日方帮中国建一座现代化钢铁厂，同时希望日产汽车能够进入中国建厂。

结果，日本同意帮中国在上海建宝山钢铁厂，但是，日产汽车公司对中国市场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，理由很简单：凭中国人的那一点工资，根本买不起汽车。

1978年时，中国职工的年均年薪是615元，平均每月是51元。而日本当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薪是260万日元（约12.3万元人民币）。而1978年时，丰田汽车公司推出的第三代最新的“卡罗拉”轿车的售价是279万日元（约13.2万元人民币），这就意味着，日本人拿一年的工资可以买一辆汽车，而一名中国人需要不吃不喝200年，才能买得起一辆汽车。

但是，日产汽车公司忽略了一个中国的市场特色：当年买车主体根本不是个人，而是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。

在日本车企无意进军中国市场的背景下，中国把目光投向了欧洲车企。1983年5月，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与德国戴姆勒-克莱斯勒公司合资，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制造企业，生产“北京吉普”车。1984年10月，上海汽车集团与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合资，在上海生产“大众”汽车。1985年，广州羊城汽车厂与法国标致汽车共同合资，在广东生产“标志”汽车。

中国大地南北中三大区域开出三朵合资金花，令中国的轿车制造产业有了飞速发展。

但是，到了1992年，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紧张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就在这个敏感时候，法国政府却宣布向台湾地区出售60架幻影2000战斗机。中国政府立即作出严厉回应，撤销了与法国在谈的所有大型项目，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，同时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广州生产的“标志”汽车，并禁止该车在中国的销售宣传。

1997年，广州标致汽车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。在此背景下，日本本田汽车公司象征性地以1法郎的价格买断了广州标致的所有股份和债务，“广州标致”随后退出历史舞台，而“广州本田”（广本）开始登场。

本田汽车开启了日本车企投资中国的序幕。

本田汽车公司与广州汽车公司合资签约仪式

到2008年，丰田、本田、日产、三菱、马自达等日本车企在中国市场的一年销售量达到了169万辆，占到中国乘用车总量的30.8%。到2017年时，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463万辆。

但是，随着中国电动汽车的迅猛兴起，以燃油车为主的日本车企的日子，在中国越来越难过。今年1-8月份，丰田汽车的销售量比2023年同期减少了10.6%、日产汽车减少了9.8%、本田汽车减少了27.2%。而在2018年，铃木汽车已宣布退出中国市场。马自达也于2021年、三菱汽车也在2023年宣布退出中国市场。

到2024年8月时，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比，已减少到10.2%。预计到年底，会跌破10%的大关。而中国国产汽车的市场占比已经攀升到66.4%，比2023年猛增了8.8个百分点。

摆在日系车面前的路，只有两条：要么集体告别中国市场，要么与中国电动汽车拼市场。

如何破这个局？

很显然，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，生产出高品质的电动汽车，同时加大混合动力汽车的投放，是日系车能够在中国市场活下去的唯一法宝。

前几个月听说本田汽车关闭了在中国的两家工厂，人们担心本田会率先“沙扬娜拉”。但是，没有想到，在10月11日，本田宣布在武汉建成了专门生产电动汽车的智能化工厂，投资总金额为840万日元（约40亿元人民币），年产电动汽车12万辆。本田汽车公司社长三部敏宏亲自飞到武汉剪彩，表示要给中国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电动汽车，实现“拓展快乐”的目标。

这就意味着，本田汽车已经实施中国市场的结构调整战略，开始拿电动汽车与中国车企拼市场。

而世界最大的车企——丰田汽车公司，也计划在中国市场率先投放全固态电池汽车，同时加大混合动力汽车的投入。该公司坚信：由于北美市场的电动汽车销售出现减速，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售出现大幅增长，该公司所拥有的多款混合动力车，一定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，夺回这几年失去的市场份额。

看来，日本车企并不想放弃中国市场，因为这个市场实在太大！